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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澀的“志愿”
更新時間:2012/10/26 點擊:2850次



    與王姍見面的那天,太陽象個火球掛在天上,空氣燥熱得彷佛一點就著。路邊的樹上,那些往日愛扯著嗓子嘶叫的蟬兒也熱得失了聲。我和王姍相約在學院路附近的一家酒吧見面。

  這次見面緣于不久前我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,我在那篇文章里講述了一位大學生逃出大學的經歷。沒想到,稿子見報的當天我就接到了十幾個電話,他們中,有在校的大學生,也有已走出大學的年輕人。有的向我訴說不喜歡所學專業的苦惱和茫然無措的彷徨,有的向我抱怨大學里,生活乏味、教材乏味,教師乏味。也有的向我打聽那位逃出了大學的年輕人的電話及通信地址,他們認為他是一個勇敢者,作出了他們想作而不敢作的選擇,走了一條他們想走而不敢走的路。   在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,我不斷接到類似的電話,并收到了一摞來自四面八方的信。

  王姍沒有給我打電話,她的信也姍姍來遲。

  收到她寫給我的信時,距離發表那篇文章已經一個多月了。那是一封字跡娟秀的信。信很簡短,卻一下抓住了我的心--

  我是一名大二學生,提筆給您寫這封信之前,我想了很多,也想了很久。

  在世人眼里,在父母和親友的眼里,我是一個幸運兒,我考上了我一直希望考上的這所名牌大學。可是2年來,我無時無刻不生活在痛苦中,因為,我不喜歡我現在所學的專業,一點也不喜歡。開始,我也想培養自己對這門專業的興趣,希望自己能喜歡上它,結果發現,那幾乎是不可能的。這就好比男人和女人,一個人如果對另一個人毫無感覺,強扭的瓜能甜嗎?

  可是,我每天仍必須面對這些令我憎惡的面孔--一本本教材和講這些教材的老師。痛苦中,我選擇了逃課,選擇了沉淪,選擇了玩世不恭,可是在我的心靈深處,有一個聲音總在向我呼喚,你不能這樣,你不能就這樣毀了自己。我知道,如果這樣下去,我也許連文憑也拿不到,即使拿到了文憑,走出大學校園的我一無所知,一無所能,又如何在社會立足?

  寫到這里,我的心又沉入了黑暗……

  我很佩服那位逃出了大學的大學生,我也曾無數次地想逃出去,但是面對父母期望的目光,面對校園外那個復雜多變的社會,我缺乏象他那樣的勇氣和膽量。我正站在十字路口,很迷茫,也很恐慌,我不知道該怎么辦,我不知道后面的兩年時間如何度過。

  給您寫信,我并沒有期望能得到您的回信,(在我的想象里,您每天都會收到許多來信,你不可能一封封回復,對吧?)我只是想傾訴,因為我心里實在太壓抑,太痛苦。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嗎?告訴您吧,就是想當一名象您那樣的記者。

  謝謝您抽出寶貴的時間看這封信。

  我的呼機號是:191XXXXXXXX

  苦惱的葉子

  2001年6月28日

  第二天,我試著撥出了那個呼機號,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電話。沒想到一會兒她就給我來電話了:

  "您好,我是葉子。"

  "葉子,我看了你的信,知道你很苦惱,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。"

  她在電話那端沉默了一會兒后說:"可以,但是我有一個要求,如果您要寫文章,請不要寫我們學校的名字好嗎?"

  我答應了她的要求。

  約好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,我正準備放下電話,她說:"我不叫葉子,我叫王姍。"

  見面地點是王姍定的,那里離她學校不遠。

  當我裹著一股熱浪走進那間酒吧時,發現靠窗的一張小桌旁已坐著一位女孩,雖然她背對著門,但我猜想那一定就是王姍了。

  我徑直走到那張小桌旁。女孩站起來笑了笑,說:"您是吳老師吧,我是王姍。"

  面前的王姍,高挑個兒,膚色白皙,細瞇瞇的眼睛,笑起來象一彎月亮,很溫柔,很嫵媚。可是那天下午,我只見她笑過一次。

  午后的酒吧很安靜,厚厚的玻璃擋住了外面刺眼的陽光,也擋住了馬路上的喧囂和嘈雜。空調機將清涼的風徐徐地送過來,桌上的玫瑰散發著一股沁人的清香。我們要了杯冰鎮可樂,她低垂著眼簾,用吸管輕輕地在杯中攪動著。

  我們的交談開始有點滯澀,后來才漸漸流暢起來。

交出了自己的理想和選擇的權力

  當我在"服從調劑"一欄上簽字后,我就交出了自己的理想,交出了自己選擇的權力
在父母眼里,我是個乖女孩。因為從小到大,我幾乎沒讓他們操過心。上小學時,我
是老師寵愛,同學羨慕、嫉妒的好學生,小學畢業那年,一所省級重點中學招生,我輕輕松松地就考上了。

  那時,我的理想是多彩的,也是多變的。上初一時認為醫生救死扶傷很偉大,穿上白大褂也很神氣,便想當醫生。初二那年迷上了劉德華,成了追星族,又想做一夜成名的歌星。初三時,讀了夏綠蒂姐妹的《簡愛》和《呼嘯的山莊》,便一心想當作家。一直到高一下學期我的理想才算定型。   那個學期開學不久,班上組織了一次班會,題目是"新聞幕后的故事",前來講故事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女記者。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,她所講的那些親身經歷的故事,更是讓我激動不已,我喜歡那種每天都有激情撞擊的生活,喜歡那種具有冒險性和挑戰性的工作。我討厭四平八穩、按部就班,更討厭死水一潭的生活。如果說過去的我,理想是孩子氣的,是模糊的,搖擺不定的,那么,那天下午,那位女記者就象一支火把,照亮了我理想的隧道,我第一次嚴肅地思考理想和未來這個重大的問題,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喜歡的是什么,熱愛的是什么,要做一個什么樣的人。   就是在那天下午,我將做一名記者的理想裝進了心里。

  參加高考那年,我所在的省實行考前填報志愿。有人說高考靠實力,填志愿靠運氣,因為即使考出了高分,如果志愿沒填好,興許也會落榜。每年都會有一些因志愿沒填好而落榜的倒霉蛋為此而痛不欲生。所以,也有人說填報志愿是賭博,敢賭的人,要么贏得莫名其妙,要么輸得精光。聽說有一年,北大、清華在北京地區的最低錄取分數線降到了400多分,原因是,此前一年,報考北大、清華的人多,將分數線拉高了,致使一些考得不錯的人與兩校無緣,不得不接受降低分數線被二流學校錄取的命運。于是第二年,許多即使考了高分的人也不敢報考兩校,他們寧愿選擇一條穩妥的路。結果,一些僅考了400多分的考生竟輕輕松松地進了北大、清華。

  填報志愿就好比扔手中的骰子,拋出去是六點還是一點,全憑運氣。

  說到這里,王姍一臉苦笑。

  品味著王姍的苦笑,我想起了遠在湖北孝感的一位女孩。在2001年的高考中,她考出了657分的好成績,這個成績,即使在多年來高考錄取分數線居高不下的湖北省來說也是不多見的。她很自信地在第一志愿里填報了清華,第二志愿填報了北京外國語大學,后面幾個志愿她都沒填,因為她覺得根本就沒必要填。

  出乎意料地是,由于當年高考試卷難度系數降低,僅湖北一地,總分超過600分的考生就有近萬人,清華在湖北地區的最低錄取分數線定在了660分,因3分之差,那女孩的檔案沒有能走進清華,而她所填報的第二志愿北京外國語大學在第一志愿里就招滿了,第二志愿根本就沒看。結果,考了高分的她竟成了落榜生。

  她的父親,一位連縣城都很少去的農民,焦急地拿著女兒的成績趕了幾百里路去了武漢,他費盡周折終于在這座大都市里找到了有關部門,可是招生計劃已經完成,招生工作已近尾聲,有關部門雖然深表同情卻也愛莫能助。

  我不知道那個農村女孩如今在哪里,是回校復讀準備第二年再考,還是被貧窮拖回了那個需要她的家。   王姍輕輕的咳嗽聲打斷了我的思緒,將我又拉回到夏日里的酒吧。

  王姍說,考后填報志愿,仍有如此大的風險,考前填報志愿,風險就更大了。即使是成績好的學生,也難保證自己上了考場就能發揮正常水平。有一年,我所在的那所重點中學就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,一位學習成績在全年級一直遙遙領先的同學,高考中意外失手,竟然連第一批重點線都沒過,結果,他去了一所二類學校,其實按他的實力,他本可以去清華、去中國科技大。

  我們填報志愿的時間是6月15日至16日。那兩天,父親、母親和我將96年至1998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在省招生錄取統計資料研究來研究去,最后決定報考我現在所在的這所大學。這是一所我心儀已久的大學,它的新聞專業也是在全國叫得響的。

  我之所以敢報這所競爭性很強的大學,是因為我對自己有足夠的信心,在那所重點中學里,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在年級前20名。

  我填報的第一志愿是新聞,后面幾個志愿分別是漢語言文學、社會學等。總之,都是文科類專業。志愿表上,有"是否愿意服從調劑"一欄。我猶豫了,久久不敢下筆。因為在此之前,我聽到了太多的帶有悲劇性的故事。不喜歡學地理的被調劑到地理專業,不喜歡學數學的進了數學系,喜歡學生物的被調劑到機械制造系,喜歡法學專業的被調劑去學中國革命史。

  可是我父親堅持認為,應填上"愿意服從調劑",應該給自己多留一條后路,這樣就會多一份被錄取的希望。他說,假如你前幾個志愿都未被錄取,如果不愿服從調劑,你的檔案也許馬上就會被拋給第二批院校,這就等于你與重點大學無緣。如果服從調劑,雖然專業不滿意,可畢竟進了重點大學的大門。

  父親的話不無道理,可是我仍很猶豫。填報志愿的截止時間是16日下午6點。6點鐘,在向老師交志愿表的最后一刻,我咬咬牙填上了"愿意服從調劑"幾個字。那時,我心存僥幸,覺得那樣倒楣的事不會在我身上發生。

  可是沒想到,這種倒楣的事還真的在我身上發生了。

  高考成績出來的那天是7月24日,當查分熱線報出我的成績是615分的時候,就有一種不好的預感緊緊地纏繞著我。雖然我的成績比第一批文科重點院校最低錄取分數線要高出幾十分,但是我所報考的這所大學在省里的最低錄取分數線卻一直徘徊在610分左右。

  等待入學通知書的那段日子,是令人焦慮的,也是痛苦難熬的。

  8月18日,我終于收到了錄取通知書,錄取我的學校正是我填報的學校。可是,我還沒來得及高興,馬上就跌入了失望的深淵,因為我看到在錄取專業一行寫著:圖書館系。我的頭一下就大了,第一個反應就是:這怎么可能,錄取我的怎么會是圖書館系?雖然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,我也曾作過種種不好的假設,比如,如果不被新聞系錄取,也許會去中文系,如果中文系不被錄取,也許會去社會學系,可是從就沒想到過會去與我的愛好風馬牛不相及的圖書館系。

  這時我才痛心疾首地認識到,我填寫了"服從調劑",就等于交出了自己的意愿,交出了自己的理想,交出了自己選擇的權力。填寫了"服從調劑",就不得不接受任人擺布的命運。

  我的心被一種深深的失望籠罩著。當我的老師、同學和親友興奮地向我表示祝賀時,我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。父親和母親知道我的興趣和愛好,也知道我想當一名記者,所以接到錄取通知后他們也有一點遺憾,但是他們仍然很興奮、很激動,因為他們的女兒考上的,畢竟是一所令許多人都羨慕不已的重點大學。

  父母他們看重的也許是面子,是我給他們帶來的驕傲,因為人們問起來,總會說"你女兒考進了哪所大學?"卻很少有人問"學什么專業",何況,圖書館專業和新聞專業也沒有高低之分。沒有人會關心你的興趣、你的愛好,沒有人會關心你的理想。在千軍萬馬仍在擠獨木橋的現實中,能考上大學已是幸運了,能考上重點大學就更是幸運中的幸運。當大多數人還在以能上大學為第一目標時,個人的興趣、愛好、理想便成了一種很奢侈的東西。這種無可奈何的現實,扼殺了多少人的夢想,埋沒了多少人的興趣和愛好啊!

  我想起了父親。父親與汽車打了一輩子交道,先是在汽車廠做技術員,后來又做工程師,但是我知道他真正的愛好并不是這一行,他的理想是當飛行員。當年報考大學時,他填報的是北航,可那時候興政治審查,父親的舅舅在臺灣,政審這一關沒過。既然飛機開不了,那就去開汽車吧,于是父親報考了汽車制造專業。

  聽母親說,當年她懷上我的時候,父親特希望是個男孩子,父親說,要是個男孩子就讓他去開飛機。

  父親在前幾年就退休了,退休后的樂趣是收集航天航空方面的資料,已經剪貼了幾大本。有時,看他戴著老花鏡閱讀那些資料的著迷勁兒,我就想,假如當年父親學了他感興趣的、喜歡的專業,他會是什么樣子呢,也許他的成就要比今天大,他的人生要比今天更快樂。

  拿到錄取通知書雖然很失望,但是那時候,我仍抱有一絲幻想,因為我聽別人說,有些學校允許學生入學后調換專業。

沒有了理想的旗幟

  進了大學,我沒有了理想的旗幟,一切都變得不堪忍受起來。


去學校報到的第一天,我就四處向人打聽轉系的事。


  結果是令人失望的。雖然學校允許學生轉系,但卻有嚴格的規定,最關鍵的一條是,你想去的那個系具有擴容的空間。

  那一年,是大學實行擴大招生的第一年,全國招生計劃一下就增加了30萬,在校舍、教師、學生宿舍基本都沒增加的情況下,一下就多招進了30萬大學生,幾乎每所學校都喊擠。

  新聞系的招生人數已大大超過了計劃數,由于招生人數多于往年,已經沒有擴容空間。

  轉系的希望破滅了,我的情緒更是一落千丈,我甚至后悔不該來報到,后悔沒有回校復讀第二年再考。   但是,如果我真的不來報到,真的回校復讀,一定會有不少人說我有病,考上了重點大學不去上,而要回校復讀,說什么他們也不能理解。

  有人說,中國人是最容易滿足的人,也是最習慣于妥協的人。在一般人的眼里,能上大學就很不錯了,能上重點大學就更不錯了,至于興趣和愛好則不再強求,能如愿當然好,不能如愿就學一行愛一行。可是,如果學了一輩子,干了一輩子也不愛它,怎么辦?這就象一樁違背當事人意愿的包辦婚姻,沒有愛情,沒有激情,卻要長相守。對當事人來講,這難道不是最殘忍的痛苦?   然后,這種妥協帶來的不僅僅是痛苦,它還將能使你快樂,能使你幸福的熱情和潛能扼殺掉了,讓你留下終生都念念不忘的遺憾。

  轉系已經是不可能的了,我只能呆在圖書館系。

  也許是我在電話中無意間透露了我的消沉和失望,父親給我寫來了長長的信,滿紙的擔憂和勉勵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囑我,一定要學一行愛一行,他告訴我,興趣和愛好是可以培養的。

  既然現實已經無法改變,我就不得不調整自己的心態,象父親告戒的那樣,學一行愛一行。

  在中學,我一直都是一個很勤奮的學生,因為,那時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子在前方不遠處高高地飄揚著。每當我在茫茫題海里游得累了、困了,我就會抬頭看看那面旗子,它象一劑解乏治困的藥,讓我又重新興奮起來,拼命地游起來。每當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獄般的生活時,我就會看看那面旗子,它讓我有了忍耐的勇氣和力量。   可是進了大學,我沒有了理想的旗幟,一切都變得不堪忍受起來。

  我記得進大學后的第一節課是政治課,那位頭發已經有點花白的老師站在講臺上,口若懸河地講得唇干舌燥,并在黑板上寫滿了板書,可是我看見教室里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覺和看別的書,可老師似乎沒看見,他目中無人地自說自聽。我當時的感覺是,那位老師也許認為講課是他的一項任務,他只是將他應該講的內容講完,至于學生愿不愿聽,在不在聽,他并不在乎。   這樣的政治課聽得索然無味。后來,每次上政治課我都帶一本書去看,有時是小說,有時是隨便抓到手的一本雜志。

  進了大學沒多久我就發現,這里與中學似乎并沒有多大區別,還是在搞應試教育那一套,教師還是滿堂灌,學生還是埋頭刷刷地記筆記,考試還是考背功,誰能背,誰就能得高分。

  前不久,我在西單圖書大廈看到一本書,是一位北大畢業生寫的,他在文章中將目前仍未擺脫應試教育的大學生活,稱為"后中學時代"。我覺得他說的非常準確,我們的大學生活其實是中學生活的延續,如果說有什么改變的話,是我們不需每天都面對一板正經地教訓我們的老師,不需每天面對那幾張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師的臉,大學里的老師上完課夾著講義就走了,有的恐怕連他的學生姓甚名誰都知道的不全。

  雖然我努力想學一行愛一行,但是我的理智總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歡的、也不感興趣的課程。由于不喜歡,也就沒有學習的熱情,書里的文字讀起來味同嚼蠟,那些概念、定義更是讓人覺得面目可憎。所以,每攤開課本,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、昏昏欲睡,要么是手里捧著書,靈魂卻漫無目的地四處游蕩。   對我來說,學習成了一種痛苦的事,成了一種折磨。我無比絕望地發現,無論我怎么努力,我仍不能愛上這門專業。

  我第一次逃課,是大一下學期。

  在這之前,我已有很長時間沒有認真聽課了。因為大一上學期我就發現了一個秘密,每次上課,總有一些同學早早地就去了教室,他們提前去不為別的,為的是搶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,因為那是與老師距離最遠,最不容易被老師關注的地方,他們可以放心大膽地看其他的書或睡覺。

  同學中,有人經過長期細心觀察和研究得出結論,課堂上,老師重點關注的范圍是前三排。他們將前三排稱作"死亡地帶"。雖然"研究者"提供不了極具說服力的理論根據,但據我細心觀察,發現所言極是,老師的目光確實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學身上。

  發現了這個秘密后,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積極爭奪者。每次上課,我都提前去教室,進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個角落,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,因而也是爭奪進行得最激烈的地方。如果搶不到最后一排,我就搶倒數第二排,總之,決不悲慘地落入"死亡地帶"。

  躲在老師看不到或習慣不看的角落,我打發著無聊的、漫長的時間,有時看小說,有時戴上耳塞聽音樂,有時什么都不干,呆呆地看窗外呆滯不變的風景。   假如我原來的老師和同學在那個爭奪后排座位的隊伍里發現了我,一定會大跌眼鏡,因為在他們眼里,我不應該是一個如此懶惰、如此消沉、如此不思進取的學生。

  在搶占后排座位的爭奪戰中,我和一些競爭對手竟成了朋友。跟他們聊得深了,我發現,這些搶占后排座位、不認真聽課的同學大都是因為對這些課不感興趣,有的是壓根兒就不喜歡自己所學的專業,象我一樣陰差陽錯地進對了大門,卻進錯了小門。有的是對某一門或某幾門課不感興趣,所以不想聽課。

  他們中,有一位來自陜西的同學,叫冬冬。冬冬是他在網上的名字。   認識冬冬,是在上大公共課的時候。大公共課在階梯教室上,聽課的除了我們圖書館系,還有其他系的同學。每次上大公共課,總是逃課率最高的時候,因為人多,老師一般不點名,就是點名,請同學代為應答也能蒙混過關,上大課的老師是分辯不出真假李逵的。

  那個時候,我還沒有逃課的膽量,雖然身在曹營心在漢,但是每堂課還是會去。那天的課是在下午,知道是上大公共課,搶占后排的同學多,我便提前了十幾分鐘去教室,當我直奔后排最右邊的座位時,發現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。捷足先登者是一個男生,塞著耳塞正很沉醉地聽著音樂。我便退而求次之,在他旁邊的位置上坐下,拿出一本書看起來,是剛出爐的、林白的《玻璃蟲》。   過了一會,同學陸陸續續都進來了,老師也夾著講義上了講臺,坐在我旁邊的男生仍旁若無人地聽著音樂。也許是要倒帶,他拔下了耳塞,見我在看書沒聽課,他悄悄問了一句:"喂,你是哪個系的?"

  我和冬冬就這樣認識了。

  冬冬學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,我羨慕地說:"你真幸福啊,念中文多好。"

  "好什么好,好個屁!"沒想到冬冬的臉竟一下漲得通紅。

  后來我才知道,冬冬的興趣和愛好是搞音樂,我還知道他是復讀生。98年,冬冬報考了中央音樂學院,結果沒考上。復讀了一年后,他還是想再次報考中央音樂學院,可是他的父母堅決不同意,他們本就不贊成他搞音樂,見考了一年沒考上,就更不讓他報了。結果,填寫志愿表時,他和父母之間發生了沖突,父母要他填報文理兼收的經濟學專業,他執意要報考中央音樂學院。父母后來以不給他提供學費、生活費相威脅。他妥協了,但是妥協的同時他提出一個條件,他可以不報考中央音樂學院,但是他也不報考經濟學專業,因為,他對經濟學一點興趣都沒有,看見數字頭就大了。妥協的結果是他報考了漢語言文學專業。   我和冬冬同命相憐。我們常在一起聊天、聽音樂,有時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蹦迪瘋狂地宣泄一番。   我和冬冬象情侶一樣形影相隨。但是我知道這不是愛情,冬冬也知道這一點。因為他從來就沒對我說過"我愛你"。他總是說:"你很可愛"。我們在一起,是因為我需要他,他也需要我。因為我們都很孤獨,都很無助。我們需要刺激,我們害怕單調乏味的生活會使我們的生命窒息,會使我們的青春過早地凋謝。

  我開始跟冬冬一起逃課。不過,我逃的很巧妙,盡量不讓老師發現。我們逃課后,有時躲在宿舍聽音樂,有時去北大東門的"雕刻時光"酒吧和北大西門的Every Day酒吧看電影。在那里看電影的都是一些"新新人類"和電影發燒友,也有不少逃課的大學生。

  可是每次逃了課后,我總會有一種深深的犯罪感,還有一種對父母的愧疚感。特別是每次去郵局領家里給我寄來的生活費時,我就很自責,覺得自己愧對那份寄托著父母希望的匯款。爸爸和媽媽一直為我驕傲,如果他們知道了這一切,知道我這樣消沉,這樣自暴自棄,他們一定很傷心很失望。

 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來,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,翻開課本我就心煩意亂地看不進去。每次臨到考試,我就借同學的筆記臨時抱佛腳地背它個昏天黑地,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。可是這個學期的期末考試我就沒這么幸運,有一門課亮了紅燈。

  得知有一門課不及格的那天晚上,我哭了一整夜,不是自責,也不是懊悔,而是很迷茫,很害怕,很絕望。

  我也曾想過逃出大學,如其這樣混日子浪費時光,真不如一走了之,出去后,再重新走一條自己愿意走的路。可是,我始終缺少這樣的勇氣,也缺少這樣的膽量。如果我放棄了上大學,回去后,我如何面對父母,面對親友,面對我的老師和同學?如果我放棄了上大學,在這個重文憑看出身的社會,我是否真能實現自己的理想?

  這些問題,日日夜夜在我的腦海里翻騰著,令我痛苦萬分。

  我越來越感覺到生活的無聊和乏味,卻找不到改變這種生活的契機。我已經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淵,卻找不到拯救自己的辦法。

  時間正在一天一天地過去,我似乎能聽到時間流動的嘩嘩聲,我很心痛,卻又無奈。有時,我真想放縱自己,讓靈魂已經麻木的肉體隨波逐流。有時,我真想就此沉淪下去,任由命運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。但是,在我內心深處,總有一個聲音在呼喚著:你還年輕,你不能就這樣自暴自棄。

  如今,我正站在一個充滿分叉的路口,不知道哪一條是歸屬自己雙腳的路。

  王姍將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。

  窗外,那輪象火一樣燃燒的太陽已經下山了,炙人的熱浪正一步一步退去,一輛灑水車播著悠揚的樂曲、噴射著水花從窗前開過。街燈開始一盞一盞地亮了,酒吧也漸漸失去了午后的寧靜。

  我不知道該對王姍說什么,我不知道如果她是我的女兒,我又該讓她作出怎樣的選擇。當陰差陽錯的命運已經擺在面前的時候,是從命運中逃脫,去走一條兇險未卜的路,還是向命運妥協,走一條雖然沒有幸福和快樂,但卻四平八穩的路?

  就在前不久,中央電視臺《倪萍聊天》節目邀請我去做嘉賓。那天,聊的話題類似于這個話題。倪萍問我女兒多大了,我說正上高三,她說:"如果你的女兒選擇不上大學,去干別的,你會支持她嗎?"

  我沒想到她會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,竟一時語塞。過了好一會兒,我說:"如果不上大學,她要走的將會是一條注定充滿了艱辛的路,所以我希望她上大學。但是,如果她覺得那種選擇能給她帶來快樂,并有面對艱辛和挫折的思想準備和具備走這條路的能力,我也許會支持她。"

  這種莫擬兩可的回答也許并不令人滿意,但我又能說什么呢?

  為什么要讓這么多年輕人面臨這種艱難的選擇?他們腳下的路本應該寬闊些、平坦些,快樂地學習是他們的權利。為什么要讓這么多年輕人承受理想錯位的痛苦?造成這種錯位的原因又怎能全推給他們自己!

  有人估計,在校大學生中,可能有40%的人在學習自己不感興趣的專業。如果真是這樣的話,那是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,也是一個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數字。如果真是這樣的話,那么就意味著有40%的大學生不是在快樂地學習,而是在痛苦地或無奈地學習。

  當一個人痛苦、無奈地學習時,這種學習就很難是智慧的學習,很難是創造性的學習。因為,只有當一個人視學習為快樂時,他智慧的源泉才會被發掘,他的創造的潛能才會被激活。

  "志愿"是什么,它是一個人喜歡的、感興趣的、愿意去學習的知識領域,是一個人向社會公開表明的志向和愿望。它應該首先得到尊重和保護。學校要尊重和保護學生的志愿,父母也同樣應該尊重和保護孩子的志愿。

  可是在現實生活中,學生的"志愿"常常被學校移植或嫁接,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。

  2001年6月2日,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詢會在地壇公園舉行。不到9點鐘,咨詢現場已是摩肩接踵,人聲鼎沸。一個個扯著橫幅、擺放著宣傳板的大專院校咨詢點被圍得水泄不通,在現場采訪的我,驚訝地發現,前來咨詢的大都是學生家長,而作為當事人的學生,卻少有光顧者。

  父母們汗流夾背地擠進一個咨詢點問了情況,買下資料,又擠進另一個咨詢點打聽情況,買下資料。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咨詢點,40多歲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擠到咨詢臺前,他向負責咨詢的老師打聽該校經濟學專業去年理科錄取分數線,然后又仔細詢問該專業開設的課程,一一作了記錄后,將裝著資料的袋子舉過頭頂從人縫里擠出來。

  我問他,孩子怎么沒來。他笑著說:"我怕耽誤他復習,沒讓他來。"

  我說:"孩子自己不來了解各個學校的情況,怎么作決定?"

  他說:"嗨,讓他操那份心干啥?你看,我拿了這么多資料,就是為了回去后好好研究,最后作決定的還不是父母,孩子他知道啥,只要好好學習就行。"說著,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學咨詢點擠去。   在清華大學咨詢臺前,我見到一位從山東專程趕來的學生家長,她說她是從網上看到了舉辦高招咨詢會的消息,因為想讓孩子報考北京的學校,前一天下午她就趕到了北京。

  我問她選擇上北京的學校是孩子的意愿還是父母的決定,她笑著說:"主要是我們的意見,因為報考大學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選擇,選擇不當,也許會影響他的一生。"

  這位母親還告訴我,她是北京知青,當年插隊去了山東,后來在當地結了婚,一直回不了北京,她讓兒子報考北京的學校,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,她要讓兒子實現她多年來的夢想--成為有北京戶口的北京人。

  報考什么大學,選擇什么專業,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選擇。這個選擇的權利是學生,而不應該是父母。父母越俎代庖,不但剝奪了孩子選擇的權利,而且還有可能會扼殺他們的創造熱情和潛能,使本應該幸福一生、快樂一生的他們,終生吞咽懊悔和遺憾的苦果,使本有可能成為有能力、有趣味的人的他們,成為平庸的、乏味的人。

  父母的志愿不應該成為孩子的志愿,父母的理想也不應該成為孩子的理想。因為高中畢業的他們已經是一個成年人,他們有能力、也有權利選擇他們自己的未來。

  可是在大學里發生的理想錯位的悲劇,有的并不是學校造成的,也不是父母造成的,而是學生自己一手造成的。他們,或是因為信息閉塞、或是因為盲目輕率、或是因為幼稚無知而填錯了志愿,但是更多的人卻是為了能上大學或出于經濟考慮而不得不作出妥協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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